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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段永基《一》

发布日期:2017-07-04 浏览次数:2370
  四通文化肯定需要充实,需要完善和再造,但恐怕不是打工意识这一类东西,那么是什么呢?我们都在思考着、期待着。   由于不懂,只能提问,但是我相信:已经创造了伟大四通和优秀四通文化的四通人,肯定能够找到明确的、响亮的、满意的答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是四通文化的倒退。   明眼人能看出来,我发言的潜台词含有这样的意思: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现在居然说:你们大家不过只是打工者。作为打工者,你们只有好好干活的权利,没有其他的任何权利,包括对积累财富的拥有和分配权。那些让大家树立打工意识的人们,无形中把自己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这与明抢豪夺何异?   我知道,作为副总裁的我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四通绝大多数人的一边,这对我个人没有好处。但是创造了四通的人们凭什么任人宰割?良心何在,正义何在?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一段、每一个质问,都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听众席中突然打出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要做四通人,不做打工仔!”一种正义感、崇高感溢满心头。这是四通人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场上论辩双方的情况以及听众的反应看,打工意识论一败涂地。散会后我的夫人告诉我:我妈说,还是玉琢说得好。   在24年的企业生涯中,常常用写文章和演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这次演讲无疑是最精彩的一次。   我方其他几个人,甄恒祥、韩旭东、李小列等纷纷站起来,陈述自己鲜明的观点。他们知道,今天辩论的是打工意识,捍卫的却是四通文化、四通精神、四通道路,以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四通财富、员工利益。

  主张论者当了董事   认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好玩的辩论的人们错了。认为打工意识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的人们也错了。这次辩论是有结果的,只不过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第一,拥护打工意识的重要人物,如朱希铎不久被增补为公司董事。而像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得人心的、工作成绩卓著的干部,辩论上胜利了,在四通的主要领导面前我们是失败者。   增补董事一事,在四通是召开过中层干部会的,让大家投过票,但没有人公布过票数,也没人说得票多的一定是董事,根本就是走形式,是上层几个人的暗箱操作,因此谁当谁不当与投票无关。   第二,这次辩论之后,四通人的思想被搞乱了。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四通是大家的,为四通的成绩自豪,也为四通的困难着急。这次辩论之后,大多数人对四通开始不关心,失落与失望成为伴随四通没落的基本情绪。上层的个别人与大多数四通人形成严重的隔阂。   辩论结束的当天晚上,段永基打电话到我家说:李玉琢,你辩论得挺有水平,很有技巧呀。我知道他的夸奖是虚伪的,所以立即回了他一句:老段,你不怪我就不错了,能言善辩不算什么本事。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做中国的IBM”我们大家共同来干一番事业曾将无数人才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四通的旗帜下,人们在四通宏伟目标的激励下,充满了创业的热情,几乎没有谁计较过什么。   一个好端端的四通从理念上、行动上开始偏离方向,眼睁睁地,渐行渐远,不可挽回。

  1994年的变化   时间到了1994年,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中国的IT业和通信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整个业界开始重新洗牌   当年319日,杨元庆出任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年销售量达到4.5万台。联想开始进入电脑业前三名。同年,柳传志又把郭为派到广东惠州联想集团新建的生产基地锻炼,联想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崛起。   1994年,华为大面积进入农村市场,当年销售额达九个多亿,人数从不足二百人增加到七八百人,逐渐在通信业崭露头角。   而1994年的四通,主要利润来源的打字机开始淡出市场,同时多元化和盲目担保使公司深陷泥淖,于是转头把产品开发重点放在了税控机和商业收款机上。但此时已是夕阳西下。   这一年年初,我被调回北京四通总部,担任金商本部部长,主持商业收款机的销售,兼任四通集团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仍然担任深通公司总经理。直到此时,我仍然希望四通能有所突破,便再一次向段永基提出进入电脑领域的建议,但此时的段永基已经听不进去我的任何进言了。我猜测此时他已经把我不再看作他的人了。“6·11倒段事件之后,他的疑心开始加重,他信得过的只有身边的司机、秘书等。   199312月的时候,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志东(一个程序员出身的年轻人,曾经在北大方正参与过王选的科研项目)找到了段永基,希望四通投资他正在研制的新一代RichWin中文平台软件。段永基一下子投资了500万港币。应该说这是四通在香港上市后的所有投资中,唯一正确的、前沿的一次投资。四通利方抓住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就像当初四通抓住了打字机一样,先是并购了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并于2000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大门户网站。   和四通早期的创业者不同,王志东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他们对物质的要求是明确的,对企业经营中的权利和制度问题认识是十分前卫的。王志东等创业者向投资方四通集团提出了四点要求:首先,对新成立公司的投资力度要大,以保证公司起步时在资金上有一定的实力;其次,只做高新技术(后来这一定义又被慢慢缩小,从只做软件一直到只做中文软件),除此之外的一律不做;第三,管理上要独立,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由懂得这一行业的人来运作企业,公司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采用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通过董事会向所有股东负责;最后,新公司在分配体制方面应有所突破,投资方应给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股权。   为了吸引王志东等人加盟,四通集团的领导层慨然应诺。但是,年轻的王志东们并不了解四通和它的领导人,他们懂技术,也比王缉志更懂经营管理,但是他们不懂权力斗争。20026月,段永基以一套熟练的太极拳就把王志东推出了新浪网。   1994年,我在商业收款机方面虽有一定收获,但在税控机方面却步履维艰,内部协调十分困难。当我向段提出,将收款机、税控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归到一个系统,以加强统一领导的时候,段想了想后只同意我来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组组长。而当时负责开发和生产的两位负责人都曾是我多年的部下,对此我十分郁闷。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税控机市场打不开,商业收款机市场做不大,我的进言无人听,四通前景日益暗谈,那是我在四通心情最为苦闷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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